贾植芳: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翻译家
  
贾植芳: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贾植芳先生(1916.9.29—2008.4.24)





说明:


这篇回忆录是读书时候我的朋友柳珊让我整理的。因为我家里有电脑,可以打字,就搬了贾先生的各种自述回去依样画葫芦。写(抄)完之后贾先生还挺满意的,就给了约稿的杂志。是哪个杂志也记不得了。文中原句“我1915年出生于山西汾城县(现名襄汾县)的山村”,现依贾先生实际生日改为“1916年”。今天是贾先生百年诞辰的正日子,就拿它作个纪念。


孙洁

2016.9.29





八十漫忆


贾植芳


    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我的回忆既无关治国大业,也不会给文学史填补空白。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休戚相关。“江河不择细流”,从我们的复杂经历里,也折射出这时代的复杂与曲折。


    1916年出生于山西汾城县(现名襄汾县)的山村,生性冥顽不灵,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家里为了图个清净,从5岁起,就由哥哥带我到同村一个不第的老秀才家里读私塾。念了半年,老秀才死了,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先读的是《共和国语文》,后来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篇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叫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革”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汪……”的积极性。

    半年后,我的祖母去世,我在家里守孝不去念书了。俟祖母丧事办过,伯父请来一个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书。年轻的师傅,针对我不喜欢读书的老毛病,用大楷写了四句旧诗,作为习字帖,要我每天临摹:“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内有黄金,早知书内黄金贵,夜点明灯下苦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大约就是我那个年轻的师傅结合教学对我进行过细的思想工作。从此我开始真正一个又一个地认字。

    我真正为书籍入迷,是高小时代,同学借给我一部石印本《封神榜》。那里面的字我虽然不全认识,情节上大体能看得懂。我被纣王、妲己、姜太公、申公豹、黄飞虎、哪吒的事迹迷住了。14岁时,我从家乡跟哥哥贾芝到太原上中学。我因年小,长得又矮又小,坐在教室里第一排的第一个课桌上。同桌是一个石姓同学。他是走读生,每天来上学时,书包里都带着石印本的旧小说,如《彭公案》之类。我就似懂非懂地在课桌下看他借给我的小说。我沉迷于这些小说。使我入迷的有《水浒》《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以及《大八义》《小五义》之类的武侠神怪小说。我钦佩行侠重义、对官府造反的绿林好汉,对成精作怪残害生灵的妖魔鬼怪则不胜其反感,因此更钦服降妖镇怪的神道的神通广大。可以说我从小到老对中国官绅社会感到天然的憎恶。初中二年级时,来了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国文教师杜先生。他指导我们看新文学作品《呐喊》《彷徨》《女神》《少年飘泊者》《灭亡》《飞絮》《苔莉》《短裤党》《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以及外国翻译文学,介绍马列主义的政治读物,如李达、马哲民等人的著作,其中高语罕的《白话书讯》、李浩吾的《新教育学概论》,这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对我影响甚深。

    由于如饥似渴地看这些小说和读物,我开始动笔学着写。大约是初中二年级下半年时,我竟写了篇以我们村里一家富商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古堡笳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给自己取了“冷魂”的笔名,开始试写新文学体式的作品。1931年,我在《太原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它是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的,写的是阎锡山旧式军队生活的野蛮和腐败,初次表现了我对现实生活秩序的不满和抗议,对它的告发。

    1932年初中毕业后,我又随着哥哥到北平,考入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学习高中课程。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终以“思想不良”受到刁难而被革出校门。在学校读书期间,我更加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同时继续学习着写作。1934年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用“鲁索”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像片》。这是一篇主题先行的作品,但我那种热情却是真挚的;文章那种简而短的句法构造颇受当时在文坛上受人注目的张天翼的文风的影响。




    曾在一篇自传里说:“说我是一个作家或译家,那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学问家,更不够格,我赞同梁漱溟先生在《自述》里的自我评价:‘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八十多年了,眼看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我在踏入文坛的同时踏入社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那年,以后又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我在这个世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第一次坐牢是在1936年初。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在地下党影响下投入社会活动,终于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而被捕。当时我只有19岁。第二次坐牢是1945年5月底6月初。当时我在徐州搞策反,被当地的日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关押,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第三次在1947年9月间,我因为给进步报纸写文章,被认为是“煽动学潮”,和夫人任敏以及几个同住的学生一起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第四次则是在1955年了。我于1955年5月13日报纸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后的第三日被捕,进了监狱,我连名字也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代称,“1042”。三年后转押到另一个监狱,又成为“1783”。到1966年3月底,我被宣布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一周以后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在“群众专政”下“监督劳动”。通过10年的“文革”,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不断的批斗凌辱、殴打和歧视中过日子,直到1980年底,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我也被原判决我的上海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了我的政治名誉和工作职务。其间又有13年。前前后后总共近25年,我完成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因为有了前面几次吃官司的经验,所以虽然在苦海里浮了25年,还不至于被命运之神吓唬住。我还是我。但在铁窗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扪心自问,也曾惶惑过: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度过?监狱里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许多梦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国作家所说的,人就获得了自由。


贾植芳: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贾植芳: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和胡风的友谊是在历史的风雨里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我由于参加了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被警察逮捕关押后,跑到日本亡命兼上学,进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习。到东京后,除过上课,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业余仍不放弃文学写作。1937年初,我在神田区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二两本,头本《二三事》,第二本《原野》。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个坚持和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我把自己这时期写的,以来日本前的监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人的悲哀》向这个丛刊投稿。过了不到两个月,我收到了刊登了我的小说的丛刊第四本《黎明》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费,与编者胡风的热情来信。

    从这封来信我才知道,这个丛刊的编者是胡风先生。而从30年代初期他用笔名谷非写作、翻译开始,我就是他的一个老读者了。我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又是诗人和翻译家。我从鲁迅先生在逝世前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从鲁迅先生对他的生活性格和文风的评价又认识了他的为人的本质,鲁迅先生为他被“四条汉子”轻信转向者穆木天的流言,因而使胡风在政治上受到诬陷鸣不平:“胡风耿直易于招怨。”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致1948年为论主观问题,胡风受到香港的同一阵营里的同志的批判,1954年对他更大规模的批判时,我都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其实,我这种观察和看法,只是皮相之见,并不能概括胡风所遇到的那两场政治性灾难的本质。)同时,恰恰也是从这篇文章中,我粗略地了解到在左翼文艺阵营里胡风和左联党团负责人周扬等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的研究者都说,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斗争那场冤案的历史根源。我在这个历史时期通过投稿结识了胡风,并在后来成了比较亲近的朋友。因而正是从这时起,我种下了1955年反胡风是受到株连的根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立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也没有去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的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为祖国和人民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而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自己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我从日本弃学回国后,先是在山西中条山一代作战的正规军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和宣传工作,上下火线,也算是经历过出生入死。那时候,经常是跟了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长途行军,背上背了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间挂了一个大酒壶,没日没夜地,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就喝一口土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而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胡风在武汉办《七月》,我就继续给他投稿,通讯,并被他约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

    1939年,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第一次政治上的大逆转暗流。我不得不逃离这个部队,转到了重庆。11月间,我被一位在政治思想上的知心朋友安排在一个报馆里工作。这时我给胡风寄出一篇稿子《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这是我在山西战地访问一个八路军支队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附言告诉胡风,我已到了重庆,在一个报馆工作。信写得很简单,信上也没有写报馆的名字。

    没想到胡风在接到我的信不到三天,他就自己找我来了。因为我没有写报馆的名字,他找得很苦,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各家大小报馆,最后才在这里找到了我。这时我刚在重庆落脚,和几个光棍的留日同学兼同事合住在报馆赁的一幢楼房上的两间房子里,因为只有四张床铺,我就睡在地板上。又因为晚间工作,所以胡风来到时,我还在蒙头大睡。我在打仗的军队里混过近一年,已养成一种警觉性,睡得很惊醒。当我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马上就爬了起来,睡眼朦胧地向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的呢帽,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挟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他的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这时几个早起的同学已闻声拥向门口,热情地喊道:“胡先生,你来了,请进!”其中一个指着坐在地板上的我说:“这个就是贾植芳。”他虽然已跨进了门限,一边和迎接他的人们打着寒暄,一边却停下脚步,直直地注视着我。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因为我这时正忙着穿衣服,那是一套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灰白色布军衣。我又黑又瘦,这副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又不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竟顾不上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你过去在前方给《七月》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因为给战地寄钱不方便,存在我这里,现在我带来了。”这以后,他才在大家的纷纷让座声中,脱下呢帽坐下了,情绪上才渐渐安定下来。原来我这几个老同学一向在重庆做新闻工作,所以都认识他,大家把他当长者尊敬。这天的中午,就由这几个同学作东,大家在我们包伙的小饭铺里吃了一顿中饭。

    我那次在重庆停留了不到三个月,就被安排我在报馆工作的地下党朋友,分派到国民党在山西的一个新闻机关去工作。那些在重庆和胡风相处的日子,却留给我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时他家住重庆的郊区北碚。他进城时总事先通知我,约我一块儿相聚谈叙,多半是在他在重庆租的那间斗室内,我们各坐一把藤椅欢叙畅谈;有时到化龙桥一带坐茶馆,遇上吃饭时间,就找个小馆子吃点面,或几个烧饼一碗汤。他还领我到一家湖北点心店,吃他们家乡的土特产点心——豆皮和汤圆。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海阔天空的什么都谈,谈文学,谈文坛,谈个人身世和生活,也谈抗战形势。

    1941年,中国发生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敲击,困居在西安。几年之后,经历了日本人和国民党的两次牢狱之灾。放出之后,我见到了胡风。他给我看了香港出版的各期《大众文艺丛刊》。那上面连续登了邵荃麟、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人批胡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章。可以说,这个丛刊好像是专门为批判胡风而创办的。我这个人并不像胡风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或“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我在抗战中,曾几次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打过滚,积累了一些社会斗争的经验。我劝胡风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不可感情用事。但是胡风还是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这篇长文,作为对香港批评的答复。

    从1950年秋天起,我进震旦大学教书,做兼任教授。1952年8月,私立大学都取消了,我便掉到复旦大学。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史上最耻辱也最难忘的后半生。



贾植芳: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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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复旦,担任的是中文系教授,又兼了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这是学习苏联学制的产物。这个教研室过去是没有的,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教育,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也被重视起来,成了一门专业性的学科,教研室因此而成立。但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必须被纳入整个革命史教育的轨道,也是作为这门学科存在的前提。这对于我们这一代自身参与了新文学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考验的结果,就是要摒弃个人阅读与写作经验以及文学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使之成为现代政治斗争学说的一个注脚。

    我在复旦开设四门课,先是讲“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苏联文学”,后又加了一门“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一门“写作”。那时“苏联文学”是个笼统的称呼,其实就是讲苏俄文学,从拉吉舍夫的《由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讲到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但贯穿分析的理论是用当时苏联流行的日丹诺夫的一套东西。同时我也参考了日文、英文的有关苏俄文学研究材料。配合这两门课的准备,我陆续翻译出了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文化工作社,1951年)、《契诃夫手记》(文化工作社,1953年)、捷克基希的《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以及苏联谢尔宾娜等著的《俄国文学研究》(泥土社,1954年),这当然一方面也是出于我个人对俄国古典文学的爱好。

    总的说来,我在复旦的这三年时间,无论与师友相处,与学生相交,无论教学、写作,还是个人生活,都是比较愉快的。我一生颠沛动荡,很少有连续几年以上的安定日子。而这几年的教书生活,对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胡风的朋友,作为一个对人生与对文艺都有独特感受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大气候给人带来的压抑与学校里的愉快气氛正好成为一种对比。我指的是一年胜似一年的批判胡风的暗潮。我是向来不搞文艺理论,也没有什么大的兴趣,所以对胡风的理论一直不甚了然,但我尊重的是他正直的人格力量,是与胡风几十年来生死相连的友谊,更难忘的是胡风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帮助。我们是朋友,不背叛友谊是中国传统做人的基本信条,而“卖友求荣”又向来为士林所不齿。所以我在为胡风的处境感到担忧的同时,也时时有为朋友必须要求承担牺牲的不祥之感。

    1952年9月到12月,北京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断断续续开了四次,把胡风的文艺理论上纲上线到“反党”的高度。胡风从北京回到上海时已近严冬,我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袍,但心里还是感到寒冷。一天下午胡风的小儿子跑来找我,说他父亲回来了。我带了一瓶酒和一包下酒的菜就去看他。到了他家里,见他垂头丧气,神色很差,我们边喝酒,边谈北京开会的情况。如果说,胡风说得气愤,我听的却感到了份量。多年的政治经历又一次提醒我,这是不祥之兆。我劝告胡风:“老胡,你斗不过他们,就算了,不要再逞意气,我们都不如鲁迅先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卷入政治旋涡,但他深深懂得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他进得去出得来,始终有主动。而我们不行,你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往政治旋涡里去凑,那是太危险了。”胡风默然。我进而劝他:“你不要再搞这些纠纷了,还是躲在上海埋头做两件事,写一本鲁迅回忆录,这是你能做的,鲁迅先生与你有许多接触,他的许多言行,你若不写就会失去,就是作为资料也应该保存下来。再有,你可以译译《天方夜谭》,现在这部全集有了日译本,有二百万字,又是经典著作,你译完它也需花几年时间,不是正好避避现在这个风头么?”胡风当时也这么想,他可能真的感到身心疲惫了,但是内心深处不甘寂寞。后来他把家搬到北京去住时,我还托人给他借了日文本的《天方夜谭》全集,他带去后终于没有译出来。

    1953年8月,胡风举家北上。他离沪那天,我们夫妇俩都到车站去送行。周而复是上海的统战部副部长,他派了车帮胡风送行李,自己也去车站相送。我事后和相熟的人谈起,说:“老胡在上海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想到临走时只有我们和周而复来送行。周而复是统战部长,显然是来履行职责;我是平头百姓,倒是代表人民。”这话后来传开去,也成了一大罪行。


贾植芳: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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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到来了。

    在舒芜提供的“第一批材料”公布时,我的朋友们都大吃一惊。因为从5月13日的《人民日报》的按语和编排信件的方式上,看得出上面给胡风定的罪名已经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材料中提到我名字的有一处,而且已去掉了名字后面的“同志”称呼,按语里也充满了敌视性的暗示。那一段材料是胡风给舒芜的信的摘录,写于1946年11月27日:


    有一个报要出一个周刊,我答应了,用别人的名去编(报纸立场不好之故),几百字到二三千字的短文望能陆续寄些来。


    这本是一封约稿信。可是材料的注释中注明,“有一个报”是指“《时事新报》,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周刊”指的是“《青光》”,“别人”指的是“贾植芳”。在按语中,又进一步发挥说:“胡风在近十年来如何苦心孤诣地培植他的集团。他主编的《希望》杂志,是他的集团作战的主要阵地。他一再向他的集团的成员进行鼓动,鼓动他们‘冲锋’,鼓动他们‘与阵地共存亡’,并且虚张声势,故布疑阵,矛头则是指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学队伍。他还介绍别人在反动报纸上编副刊,为他建立‘配合的小据点’。”

    5月13日是星期五。正好在校园里碰上沈善炯。他是留美学生,研究生物学的,1950年初历尽艰难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上海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同时也在复旦生物系兼课。他的妻子是梅志的干姊妹,因此认识胡风,又因胡风的关系认识我。他说过几天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去开会,就问我有没有东西要带给胡风。我确实是很关心胡风的处境,虽然还想不到会被捕入狱,但想象得到,胡风的日子决不会好过。我回家就要任敏上街买了大约十元钱的东西,一瓶虾子酱,几包酥糖,都是胡风喜欢吃的东西,还买了一双长统袜子包在一起,托住在我这里任敏的侄儿送到沈家。没想到过了一天我就被捕。我内侄讲出送东西的事,糖与虾子酱就落到警察手中了,又构成了一宗我的“支持胡风,安慰胡风,鼓励胡风向党进攻”的罪状了。

    15日早上,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来电话,通知我到高教局开会。不一会儿,杨西光的警卫员就来催了。我正在漱洗,他就说:“车在外面等着,杨书记说,到高教局里再吃早饭。”就这样,我随他一起上了汽车。我甚至没有想到跟任敏说几句道别的话。只是我平时口袋里不放钱,她怕我出去要花,就在我口袋里放了五元人民币。当时我们谁也想不到,这一匆匆相别,竟在11年之后,才能相见。

    一路上默默无言。我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香烟抽。杨西光马上抢着掏出了一包中华牌烟,说:“贾先生,我有好烟,抽我的吧。”中华牌在那时是很高级的烟,市场上没有供应,杨西光不抽烟,他把烟递给我,让我自己抽。我当时就感到有些奇怪,后来回想起来,他一定知道要抓我,才特地给我带上的。

    在高教局,经过一番“审讯”,折腾到晚上8点钟,终于亮出了逮捕证,我又一次进了监狱。




    1958年的一天,我在第一看守所里,突然被叫去。公安人员递给我一封信,要我自己看。这信是贾芝写给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的,大致内容如下:“关押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现在他的妻子任敏已被批准去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组织上批准,贾植芳日后的生活接济由我负责,以利于他的学习。任敏离开上海时留下五十元,现请转给贾植芳。”至此,我才正式获知任敏已经去了青海。我当时想,她到青海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总算是没有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但是她为什么要到青海去呢?到青海什么地方,搞什么工作呢?想到这里,我心中又是茫然不安得很。

    很久以后才知道,我被捕那天,公安局马上派了两男两女四人到我家里,先是要任敏交出胡风给我们的信件,接着是搜查,并在家里安插了监视人员。任敏被公安人员当了一天“守株待兔”的诱饵之后,也关进了专政机关,拘留了一年多,什么结论也没有就把她放了出来,安排到上海卫生出版社工作。1958年,上海机关开始动员任敏离开上海,去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暗地里流传着当时负责上海工作的柯庆施的一个说法,就是要把上海变成“五无”城市,把有问题的人统统迁离上海。任敏看情况不妙,就主动报名,到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任敏主动离开上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迫害。她先被安排在民族杂居的化隆回族自治州的山区小学当教员。半年以后,终于又一次被捕,关进了青藏高原的监狱里。直到1962年,监狱里实在没有东西可吃,犯人大批饥饿而死,有关方面才不得不把她给放了出来,让她自己去“分担”国家的困难。她一人出了监狱,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但为了等待狱中的我,她选择了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农村,主动与我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家乡了。我不由想起40年代我与任敏在一起生活时的情景。当时,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她与我结合不久,就发生了在黄河边上逃命的险事。我也曾觉得对不起她。但是任敏那时说了一句话我终生也难忘。她说,她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她跟我在一起,吃苦都不怕,只是不要受气就行。婚后几十年坑坑洼洼都走过来了,我们都遵守着诺言;可谁知道,她吃得起的“苦”,会是这般的大。

    1986年我与贾芝返乡,乡里只有几个年近古稀的老头还依稀记得我,但村里父老乡亲都记得任敏。他们陪我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其实就是一个破败的马厩,连窗户都没有。这些年受的苦难,任敏很少对我说,甚至连她被关进青藏高原的监狱一事,我也是1980年平反以后才知道的。任敏第一次会上海探亲是1967年。她没有告诉我这些遭遇,只说了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后来我问她,为何不告诉我你在青海被判过刑的事。她很平静地说,当时你处境不好,心情更不好,我怕告诉你了,你会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信心。




    1979年初冬,我们头上的“胡风分子”的帽子仍然还没有摘掉,但似乎可以以“带罪之身”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了。胡风也已走出了监狱大门,已经与我恢复了通信。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正在筹划国家“六五”社科规划中的一套大型资料丛书,复旦中文系也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社科院文学所通知派有关人员去参加会议。后来会议在发给我的通知书上特意用墨笔批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电告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这是1955年以来第一次称呼我“同志”,并且在我的问题平反之前,第一次恢复了我“教授”规格的待遇。

    1980年底,胡风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了。我由鬼变成了人,恢复了政治名誉和原职称,并招收硕士研究生以至博士研究生,而我已进入人生的暮年了。这么颠颠簸簸就度过了一生。现在我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色。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如果再让我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不用说来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美梦,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Post:2016-09-29
  
贾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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