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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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之三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之三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写作手法上的所谓“歌颂”与“暴露”,是在30年代左翼文论中初现的,而真正作为一种写作上的评判标准,恰恰是在40年代初的延安正式形成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详细论述了应该“歌颂”而不应该“暴露”的问题,而且钦定了二者之间的界定标准(详见下文)。在新时期以前,准确地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争论,一直是困扰作家的理不清的问题,也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下的一个严肃的、单调的政治音律,作品一旦跑调——擅长写所谓“暴露”的作品,作者不但不被视为人民的作家,反而有可能以文获罪。但是,在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已经完全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后,这一问题已不再是探讨的对象。——这一巨大的进步,是经历过在政治韵律下写作的作家感到巨大欣慰的,同时也是现今所谓的“新生代”作家所不能理解以至于漠视的。

    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并给读者带来深深震撼的丁玲,尽管在二十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丁玲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觉得,光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1932年3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四岁的周扬,1925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共产党的向往。周扬自述说: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那一年是1927年,正是中共党史书籍中所描述的给这个春天留下血腥记忆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19岁。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举动,周扬对中共组织的狂热,不需着墨渲染已跃然纸上了。

    此后,周扬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1933年5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作者简介:徐庆全,山东烟台人。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留校后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后转而从事党史类刊物编辑工作。先在《炎黄春秋》后在《百年潮》,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期间有文章和书面世。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2000年开始至今,发表文章多篇。著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扬》、《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周扬与冯雪峰》,编有《周扬新时期文稿》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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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2016-11-11
  
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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